昨天和师妹通了两个小时视频电话。我原以为她只是焦虑于中期答辩的到来，担心自己的研究内容撑不起三十几页的报告，结果聊着聊着，我意识到：我过去经历的一切，正在她的身上重演。
我的师妹正值读研的第二年，考虑到毕业后选择工作，她年初就去了一家企业实习，内容和人工智能应用相关。听起来很“前沿”，但实际工作并不明朗。她的企业导师是位博士，我感受到的这份实习工作更像是在企业里搞科研：没有deadline、没有产出保障，公司也不会真的指望一个实习生“做出成果”。而与此同时，她每周还要在广州和深圳两地往返，为了配合组会和课题，周五回校、周一再上班，租房通勤的压力和时间消耗极大。
一开始她还能在两个世界中找到一点平衡感：实习做得不顺，就回来做自己的研究课题；学校这边写不下去了，又回到公司搞点项目。但这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她在企业的沟通对象只有导师一个人，反馈和资源有限；在学校，虽有导师和组里师姐帮忙，也不过是“辅助”，真正的决策、调整、执行，都是她一个人在扛。就这样，她仿佛在两场孤军奋战中来回穿梭。
她说话的语气逐渐低了下去，情绪起落大，难以抑制地哭泣，像是被无形的重物压着。我忽然想起了两年前的自己：失恋、找工作、写论文，几乎被逼到边缘。我们这一代研究生，似乎都在某个时间点，体会过这种熟悉的痛感：挣扎、无助、自我怀疑，在一次次鼓励自己和否定自己之间来回撕裂。
于是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：在中国读研究生，注定要经历这些吗？
我们落入的困境
当我们从本科毕业，怀着期待与憧憬步入研究生生活时，绝大多数人最后却只能以失望收场。现实中的中国学术环境，远比我们想象中要灰暗得多。导师争抢一作、压榨学生、实验室打卡、甚至种种不道德的现象层出不穷。以至于当初选导师时，我的标准已经降到最基本的一条：人正常就好。
对于我和我的师妹，我们俩的情况还是挺像的，我俩是同一个导师（导师也分大小，我俩的直接导师都是小导师），在研究方向上，因为我们课题组基本上是项目导向，基金项目、校企合作的项目，再加上我们都是保研，基本上入学前就确定了研究方向，不一定是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研究。我还记得我当时“说服”自己坚持的理由是，觉得这个方向是有前景是有意义的，但到了我毕业那会，只会觉得万里长征才刚迈出第一步的感觉。到后面找工作也比较困难找到很直接对口的。这种项目制的课题研究，基本上是完成任务的感觉，要产出多少成果，有多少经费要用于会议巴拉巴拉的。项目之间虽有联系，却不是传承式的，下一届学生也很难在前人的基础上深入推进，只能从头摸索。
另外，我们的这个小导师呢，也算是交叉学科，本硕博学的化学，但是他的学习能力超强，所以才为他后面转计算机成为可能。大导师其实是机械控制方向，也是要顺应潮流结合计算机。我不知道别的组导师是怎么指导的，但我总感觉我们组差点意思。因为是小导师直系，大导师不太怎么关心，有但不多的那种。
偶尔和其他组的同学交流，看到他们在师兄师姐的带领下，研一就能发论文，而自己借着还在上课的由头，科研进展近乎停滞，心里难免泛起质疑与焦虑。越是比较，越是自我怀疑。
如果说研究生的第一年是迷茫，到了二年级下学期，便是真正的至暗时刻。此时，理想与现实的裂缝全面张开：找工作要准备简历、项目经历、面试技能；论文也迎来中期答辩，科研进展却卡壳，成果不足，既怕延期，也怕被淘汰。焦虑像潮水一样席卷而来。于是，你会发现，越来越多的人，早已不再是“做学问”，而只是“保毕业”。三年读研，很多人活得像是在“逃亡”。
困境之上
那么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如果用一句话总结，我觉得“学术理想与现实脱节的教育系统”这一定义，颇为贴切。
一方面，我们以精英标准要求研究生，期待他们能承担科研的重任；另一方面，却用打工人的逻辑在使用他们，把研究生当作廉价劳动力。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，成了压在学生身上的沉重负担。
- 研究生原本应是科研训练的重要阶段，然而大多数人却深陷于毫无成长性的任务里。
- 教育系统将论文、项目、指标挂在嘴边，却鲜有人教会学生如何做研究，如何选择方向，如何提出问题并思考答案。似乎所有的导师都默认你从本科生变成研究生就自带了“研究”技能。所谓的“创新”，往往流于形式，成了为创新而创新、为发文章而发文章的空转，真正有意义的积累寥寥无几。学术诚信学术道德问题在大陆应该算是隐形的灾区。
当下的研究生教育，把“科研”和“教育”混为一谈，把“学习”和“生产”绑在一起。没有足够的教学资源，就让学生“自己滚”，于是才有了那种无数人经历的孤独挣扎感——我们不是在学术世界里成长，而是在现实夹缝中求生。
这次联聊天，我发现一个共通的现象，无论是曾经的自己，还是现在的师妹，痛苦的根源往往不只是任务本身，而是我们把事情看得太重，把自己看得太轻。把每一个项目、每一篇论文、每一次答辩都当成生死攸关的战役，仿佛一旦失败就会彻底被世界抛弃。而与此同时，我们却轻视了自己的感受、承受的压力，忽视了自己作为“人”的存在。
我不禁想起一位远赴北欧读书的师姐。她说，她现在博士的研究方向和之前完全不同，很多内容都需要从头学起。尽管进度慢，她的导师从不施压，遇到不会的地方，总能耐心请教，导师也乐于解答。而且，每天有明确的工作与休息时间，非工作时段，导师不会打扰，更不会默默期待你“自觉加班”。相比之下，我们的困境是否正源于根基上的错位？当师生地位失衡，学生失去了应有的尊重，教育就沦为了权力与劳动力的交易。
破境而行
认清了困境的本质，或许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与它相处。
并不是要一夜之间挣脱所有的压抑，也不是要在系统之外造出一条新路。有时候，哪怕只是在日复一日的拉扯中，为自己争取一点点空间，就已经是一种小小的胜利。
我慢慢意识到，在困境中活下去，不是靠更用力地挣扎，而是靠学会放过自己。
我记得我的研二下学期，我在我的工位上贴了这样一个便利贴，上面写着：“拒绝guilty pressure；向外归因”
别人发了论文，不急着和他们比较；
实验进度缓慢，也告诉自己：科研急不得，一步一步来；
学会在压力之外，留一块属于自己的时间和兴趣，不让自己彻底被任务淹没；
不再把每一次答辩、每一个项目都当成生死攸关的战役，只是专注把自己的事做好；
情绪反复时，花点时间投资自己，学着冥想，练习情绪感知与调节，让自己慢慢稳定下来。
也许我们无法一下子改变教育的体系，也无法左右导师的态度，但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里，找到一点点平衡，一点点主动权。
不是每一场战争都要一个人打完。不是每一个研究生都必须走这条充满痛苦和试错的老路。愿每场“一个人的战争”不再孤军奋战。愿她，也是最后一个。